(文：張俊明 / 臺中市調解委員) 無論『服貿』你支不支持，台灣與世界接軌中，國際事務及商務貿易上的互動將有增無減，台灣的企業遇有國際商務紛爭而進行訴訟時，多呈弱勢的一方。世界先進各國及亞洲鄰近國家，在許多紛爭訴訟前，均鼓勵先採行ADR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，如仲裁或調解。

台灣在糾紛解決機制上，雖有具強制性的法院調解及仲裁，但並未積極推行落實，勞動部與消保官的勞資調解與消費調解之成立，說穿了只是作為勞動契約與消費契約衍生的部分，另外，同樣具有法院判決強制執行效力的鄉鎮市調解會，卻淪為為交通事故糾紛的和解消化案件，我實在感嘆，為何他國的調解，都是在處理國際商務事件；而台灣的調解，老是在處理大街小巷中的車禍事件，真是可惜了鄉鎮市調解條例在法律地位上的功能。

日前台灣旅客在馬來西亞觀光被擄事件，媒體報導說台灣談判人才短缺，其實，台灣不僅談判人才短缺，上至政府部門下至一般民眾，在衝突處理的基本知識也很貧乏，我在瞭解各國調解制度時，發現在英國、美國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亞等國家，在大學教育中，早已把ADR替代性糾紛解「調解」納入大學課程項目，讓大學生在就業前，就能具備基本的糾紛解決知識與能力，而對岸的中國香港及澳門的調解制度因歷史緣由，調解制度與水平幾乎與西方國家無異，中國剛實施不久的人民調解條例，推動單位幾乎是中央的層級，反觀台灣，我覺得相關單位應該再積極的努力一點。

個人因擔任調解委員在進行調解事件時，發現爭議的雙方常常不清楚調解是什麼，只因收到交通隊轉介調解委員會之調解通知以為不得不來，也不清楚民眾在面對民事糾紛或訴訟時，可以利用調解來處理甚至解決紛爭，以避免訴訟後要對的各種壓力及成本。而調解過程，大多數爭議雙方的溝通技巧，可以說是爛到了極點，更別談進一步的談判能力了。擔任調解委員，我深刻感覺到，政府要做好調解減訟，不是提供調解服務就好了，在民眾的法治觀念、訴訟常識、調解功能等相關配套的宣導教育，也要一併落實。

台灣很好，有很多他國比不上的好，當然，台灣也還有很多雖不足但可以更好的地方，透過與他國在各方面的了解比較，我們才能更肯定台灣好的優勢在哪裡，不足的劣勢又在何處，能清楚定位自己，茁壯自己。